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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加速度發展的技術突破與現存社會結構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硅谷精英們為了他們的信仰，正努力地在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一個不受任何國家法律限制的技術王國。 他們希望用現實可行的計劃征服世界 坊間流行一種說法，稱優步(Uber)的創始人兼CEO崔維斯·卡蘭尼克是個“人渣”。他公開侮辱競爭者，在推特上嘲笑消費者，揶揄政治家無能。作為頂級公司的執行官，他懷疑記者都是間諜，吹噓自己吸引女人上床就像吹個口哨那么簡單。當優步的司機因為待遇低而抗議時，他公開預測這些人的工作機會很快就會被機器人取代。 優步(Uber)的創始人兼CEO崔維斯·卡蘭尼克 優步顛覆性地推出基于手機應用程序的分享駕車服務，去年12月其公司市值高達410億美元，幾乎相當于德國最大的金融機構德意志銀行的市值。從舊金山市的總部擴張到全球50個國家的260個城市，他只用了5年時間，每個月都有數個國家的一些城市加入其中。 優步是超級棒的產品，只要在手機上點點就能實現“共享交通”，服務異常簡單，技術理念極為聰明，在世界多數地方，使用優步不僅比打的便宜，而且服務更靈活。公司宣布每個月有5萬名新司機加入優步。 按理說，對這種規模的公司而言，老板不很“良善”并非最重要的問題，但事情卻不那么簡單，因為該公司就是老板的鏡子：無情、富有侵略性而且絕對有野心。 去年，美國俄勒岡州的波特蘭市禁止優步運作，但該公司還是在波特蘭拓展業務。當地交通局的官員出離憤怒：“他們覺得可以公然違反法律嗎？真是太夸張了，顯然他們認為自己是上帝！” 世界其他城市也有類似情況。在德國，優步直接違抗法庭令。卡蘭尼克認為，法庭令是“小伎倆”，在這場關于絕對優越性的戰爭中毫無用處。他的野心是優步會成為全球交通服務公司，讓所有城市居民無需擁有車輛。 公司將成為運輸和移動巨頭，他們不僅要運送人，未來還要轉移貨物，只要手指動動就行了。而且，他們將采用無人自動化駕駛的車輛，這將是成本最低、最理想的狀態。 優步絕不是唯一的希望用夢想征服世界的公司，Google、Facebook，蘋果和Airbnb，所有數字巨頭都抱著類似夢想，還有數不清的小型新興公司。 他們的目標絕非某一個市場空白，而是整個世界，這個目標背后不是幻想，而是現實計劃，協助他們的是經濟發展史上特殊的組合“全球化”和“數字化”。 滾雪球般的世界大轉型 技術進步讓過去10年令人吃驚，但一切似乎剛剛開始，技術突破將不會遵循線性規律，更大的進步正以加速度誕生，就好像在一場驚天雪崩之前，現在的一切只是一個滾落的小雪球。 iPhone在7年前才現雛形，今天大家已經忘記7年前的世界是怎樣的。無人駕駛汽車10年前還是瘋狂的概念，現在人們都接受了。全世界的知識都集中在一張數字化地圖上，現實是計算機算法控制了美國股市70%的交易量，這并非瘋狂。 數十家公司揣摩著把無人機用于商業或用以運輸，或用以獲取信息或其他目的。眾多設計師和工程師在追逐人工智能，而且不斷取得突破。機器已經具備了學習功能，機器人開始有智力，我們正在征服科幻世界。 我們所見證的是一場社會轉型，最終沒人能置身其外。 唯一能與這場轉型相比的，在歷史上只有19世紀的工業革命，而這次轉型的速度要快得多。就像一百年前從手工制造到機器大規模生產的變化完全改變了人類社會一樣，這次的數字革命不僅會改變某個行業，而且會改變全世界思考和生活的方式。 100年前的轉型是大眾推進的，但這一次的轉型只是被數百人推進的。 當然，權力精英總是存在的。19世紀是富有的工廠主和石油大亨，如今則是銀行家和風險基金經理。這些人一度相信世界就在他們手中，不過他們的時代逐漸接近尾聲。 新的全球精英不是在華爾街，而是在硅谷，一條在舊金山市南部長80公里的峽谷，在這里芯片工業起步，在這里計算機時代開始，也是在這里，數字革命的領導者聚集。 他們是Google的創始人佩林，蘋果的首席執行官庫克，Facebook的掌舵人扎克伯格，還有很多新貴，像優步的卡蘭尼克以及Airbnb的喬·蓋比亞；他們是天使基金的投資人，為來來去去的新企業注入數百億美元的投資，他們后面的支持者是數不清的程序員、計算機專家和工程師，他們隨時等候時機用新產品淘汰傳統概念。 新權力精英和他們的前任不同，賺錢不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他們不僅要決定我們消費什么，還要決定消費的方式和生活方式。他們不想只控制某個產業，而是想控制經濟的全部。他們并非盲目闖進未來，而是有著清晰的計劃和意識形態。 事實上，除了宏大的成功的事業外，正是其意識形態讓他們更顯得獨一無二。在華爾街，信仰就是賺錢，但是硅谷的信仰更深刻：堅信技術能讓人們生活得更好。 渴望重塑世界的硅谷精英們虔誠地相信，技術能為人類創造更好的世界，就好像印度教信徒虔誠地相信火葬一樣。 但他們對外界干預并不感興趣，硅谷精英們不需要依靠政策制定者，他們認為規管都是障礙和窠臼，他們的信念是：“如果傳統社會價值，好像隱私和對信息的保護擋了路，那么就發展出新的社會價值好了。” 這場技術的十字軍東征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正是那個時代孕育了蘋果的喬布斯。但是，他們的世界觀又是自由的，因此形成一種獨特的政治哲學，結合了隱秘的嬉皮、銳利的商業敏感以及堅定的資本精神，同時硅谷精英們從不隱藏自己的想法，他們公開說要改變世界，并堅信最近10年世界出現的變化僅僅是一場偉大運動的序幕而已。 他們是否一定會成功呢？今天要想禁止優步的發展，會不會像一個世紀以前阻撓汽車、堅持馬車一樣愚蠢呢？我們應該在世界掉進數字巨頭的壟斷前就實行規管，還是安靜接受他們帶來的更好、更方便的生活？對于技術革命的未來，我們應該害怕，還是應該渴望一種新的繁榮？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硅谷是個男性的世界，只有雅虎的女性執行官是一個例外，事實上，很多新興企業拒絕雇傭女性，使得女性創新企業家想要實現融資幾乎不可能。如果要想重塑世界，這種一邊倒的情況可行嗎？ 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在未來幾年，我們必須對數字未來的框架展開全球辯論，如果政策制定者想要參與進來重塑世界的進程，就必須了解硅谷精英的世界觀和他們真正想要的東西。 數字時代真正的“神預測” Google的辦公室一角 現任Google工程總監雷·庫茲威爾既是發明家、又是思想家、創業家，更是一位著名的未來學家。 過去30年，他對未來預測的準確率超過86%。這位天才擁有19個博士學位，是平板掃描儀和文本語音同步儀的發明者，還擁有數十項其他專利。 青年時代結束后，庫茲威爾把所有的時間用于思考技術，他對未來的預測是：到2029年的時候電腦就能完成今天人類能做的所有事情，而且效果更好。 Google工程總監雷·庫茲威爾 67歲的他好像35歲的年輕人一樣靈活而精力充沛，他的身材保持得極好，外形搶眼。他每天要吞下150顆藥片，有維生素、礦物質和生物酶，還要注射其他健康藥物。 他的目標是活到科技能無限延長人類生命的時候。他確信這技術并不遙遠，現在包括Google在內的眾多數字化公司正跨界到醫療健康領域，致力于讓衰老停頓或者攻克癌癥。 在硅谷思維中，對技術進步的極端信仰是關鍵點，從50年前構思第一枚電腦芯片開始，從喬布斯在車庫里組裝第一臺蘋果電腦開始，大家都在追求技術進步。 10年前，庫茲威爾把自己對技術的信仰總結為一個詞：奇點(Singularity)。這個詞描繪的是這樣一個場景：在未來的一個時間點，由于人類和機器是如此類似，人類將被突然投射進入下一個文明水平。 這就好像是鏈式反應，因為有了加速進步的技術推動，突然間原本存在于科幻小說里的所有皆變得可能：智能機器人、壽命的無限延長、3D掃描和打印，他描述這是“數字大爆炸”，之后的世界不是被改變了，而是被重建了。 他說：“技術進步的速度是如此快，影響是如此深刻，人類生活會被不可逆轉地改變。奇點已經非常靠近，屆時人類將超越生物性。” 人類超越生物性，這是不成熟的幻想嗎？ 在硅谷，從最清醒的科學家到最冷血的商人，在心里都有自己版本的“奇點論”，這是一份看不見的宣言，在硅谷的每一個人都相信技術的無限可能性。 庫茲威爾一直給出偉大的預言，絕大部分都是正確的。1990年，他曾預言在8年后電腦下國際象棋能贏過人類，1997年目標實現了。在只有幾十個大學能上網的時候，他曾預言電腦和互聯網會徹底改變世界。 他曾說機器人能駕駛汽車，現在機器人已經在駕駛飛機。他的想法曾經被嘲笑，但漸漸地嘲笑聲越來越少，越來越低，他說：“我的觀點不再極端，越來越多的人能共享這種世界觀是很棒的事情。” 很多人都難以理解現階段技術進步的廣度和深度。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指出，在10萬年的進化過程中，進步的發生都是線性的、當地的，但突然間文明的發展變成冪數的、全球的。 庫茲威爾解釋說：“如果你在線性上走了30步，那么你可能前進了30米，但如果你在冪數上走了30步，那么你可能前進10億米。對于一般人來說，這不是淺顯易懂的。 但是，如果你跟電腦專家和今天數字科技的巨人談論這個問題，他們臉上會浮出淺笑，他們對這種瘋狂的進步速度完全了然于胸。” 未來25年人們將不用攜帶電子器械 從第一臺手提電腦出現到iPhone上市，大概用了20年的時間，但是從iPhone到智能手機之間，所用時間要短得多。預計在未來25年，人們不再需要攜帶某裝置或者電子器械，電腦將變成分子電腦和生物感應器，把我們和周圍世界完全編織在一起。 6年前，庫茲威爾在加州硅谷心臟地帶，在美國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內成立“奇點大學”，為的就是迎接電腦優于人腦的時代來臨。 Google與美國宇航局在這里展開合作，致力培養未來科學家，同時鼓勵管理者和企業家跳出線性思維方式。所有學生必須思考一個問題：我能為改變全人類做出什么努力？在7個月的課程結束后，他們都應該具備這樣的野心：在10年后成立能輻射10億人口的公司。 皮特·戴爾蒙迪斯是“奇點大學”的主席，他是醫學博士及火箭技術專家，他說：“以前只有可口可樂這樣的公司才能在非洲輻射10億人，但很快這塊大陸會有10億人使用手機，這就是數字時代的特征：每個在線的人都是消費者或者潛在消費者。” 在未來數年，全球會有數十億人在線，他們買什么，消費什么會完全改變世界，10年后現在世界500強企業中的40%將不再發揮作用。 塞巴斯蒂安·特倫是德國計算機科學家，也是GoogleX實驗室的創始人。過去幾年，Google比任何公司都誕生更多象征性新技術，制造更多的危險和爭議，它使用無人駕駛汽車繪制地圖，開發智能眼鏡甚至計劃生產智能隱形眼鏡，以監控血糖等體征指標。所有這些技術都來自GoogleX實驗室。 塞巴斯蒂安·特倫是GoogleX實驗室的創始人 特倫畢業于波恩大學，在那里他成為Google創始人佩林的好友。特倫說：“奇點時代已經來臨，這不是在下周二早上9點40分會出現，而是一個過程，一個已經開始的過程。” 他不相信機器會完全取代人類，但認為機器會大面積改變各行業和人類的就業，所以現在就應該思考未來人類如何學習、工作并組織政府。他堅信未來會有眾多工作被軟件和機器人取代，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 特倫從小就對人的大腦和智商有濃厚興趣，他后來成為機器人專家，今天的他還是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實驗室的領導人，是硅谷的權威。他說：“創造出智能機器人的人，對人類智能始終心存敬意！” 不過，特倫的主要精力近來不是在斯坦福和Google，而是他自己的公司Udacity。Udacity提供大量免費在線課程和考試認證，是歷史上最大的在線公開課堂。 長期以來，教育領域被認為免疫于機器人和科技，但特倫想，如何才能改變世界，如何才能讓自己發揮最大程度的積極影響？很久以前，他已經確定自己能在20個領域改變多數人生活。 后來，每年他都會重新審定，看自己能發明什么改變現實。他發明領域中第一位是“交通安全”，他說每年有120萬人死于駕駛失誤，基于此他發明了Google無人車。 現在，還剩下19個領域等待他去研發，首要領域就是教育。他認為，技術的改變是導致今天世界分配不公日趨嚴重的主要原因，他認為社會必須接納“長期學習和終身教育”的概念，而學習資源應該是廉價同時易于獲得的。 教育界的改革向來困難而且緩慢，但特倫認為越是阻力大，改革效果會越好。他說：“我喜歡做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情，硅谷的所有人都想用技術改變世界，卻不害怕出錯或失敗。” 只有永不放棄嘗試者才能在未來生存 硅谷相信技術進步不可能停止，眾人或許會恐懼未來技術創造的世界，但改變世界的人永遠不是懷疑者，而是樂觀主義者，結果是后者能積累大量財富和權力。 特倫認為硅谷人既傲慢又謙遜，傲慢是因為他們要改變世界，謙遜是因為他們承認還有很多未知。 GoogleX實驗室最近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目標是攻克癌癥，他們要做的是在最初期發現癌細胞，這樣就能通過手術移除。他們嘗試發明一些早期診斷系統，例如能每天掃描皮膚癌的淋浴設備，或者是在血液里游走、隨時監察癌細胞的納米機器人。 特倫的教育機構Udacity希望日后每天能培養1000名畢業生，他堅信只有那些不斷前進、永不放棄實驗的公司才能在未來生存，那些陷進固定商業模式的公司是注定要死亡的。 按照這樣的世界觀，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們注定是創新科技的敵人，因為他們減緩甚至阻撓創新過程，特倫說：“規則用來固化結構，所以我們只能繞行。” 特倫并不認為政治家無能，至少未來仍需要政策制定者，雖然他們努力制定新的法規，但速度太慢同時有很多漏洞。與此同時，硅谷的創新者總是比政治家更快、更聰明、更會鉆空子。 所有一切都在全球范圍內發生，但法律總是地域性的，兩者已不匹配。那么硅谷精英們是否夢想著重塑政府系統？ 是的，到了一定的發展水平，他們就會思考怎樣讓政府更高效、民主。 Paypal的創始人之一彼得·蒂爾是數字世界的主要理論家，他聰明而富有爭議，是硅谷的中心人物之一，更是思想領袖，即便在億萬富豪的小圈子里，他也是特殊的。 Paypal的創始人之一彼得·蒂爾 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他參與創辦了Paypal并第一次賺錢，然后他開辦投資公司，變得更加富有，他的投資理念跟傳統相反，在扎克伯格剛創辦自己的公司時，他是第一個投資人，注資50萬美金給Facebook換取10%的股權，這一下讓他富可敵國。 作為硅谷最著名的風險投資人，現在他為年輕公司投資數億美元，年輕人信仰他的資金，更信仰他的建議。他是自由主義者，但這跟日常政治沒有關系，跟所有硅谷人一樣，他不想跟華盛頓和布魯塞爾有任何聯系。 這群科技精英創造出自己的世界觀，與此同時也創造了一種跟他們的目標匹配的政治哲學。他們希望在最大的自治、最少的政府管理下實現繁榮，因此對所有政府機構都持有懷疑態度。事實上，在他們的世界里，政府管制幾乎沒有空間。 數年前，蒂爾成立一項基金，每年給20多歲、從大學或者學院輟學的年輕人10萬到20萬美元，讓他們創立自己的公司。蒂爾認為，國家的教育機構經常變成成功的障礙。 2009年他發表了一篇名為《對自由主義者的教育》的文章，其中寫道：“技術和政治在拼死競爭中，這個世界的命運或許取決于一個人建立并宣傳一套自由機制，讓世界免于資本主義的危害。” 蒂爾也表示，自己并不理解今天世界的注意力為何如此專注于互聯網，他認為智能電話、社交網絡這些東西的確不錯，但人們的思想過于局限，他希望能有真正的“大夢想”誕生，就像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人們追求水底世界和超音速運輸那樣。 他認為，人類的某些發展應該去數字化，應該更加基礎化，如全面進入清潔能源時代或者將沙漠變成肥田。 自由主義在硅谷意味著任何人都有機會嘗試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規則限制。 有的人提出在國際水域、在豪華游艇上成立頂級公司的辦公室；也有人設想在人工島上建立全新的浮動城市甚至是浮動國家，這些都是完全自由的技術王國，不受任何國家的法律規管。蒂爾已投資50萬美元于Seasteading研究所，發展想象中的“科技浮城”。 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深刻影響著舊金山市和硅谷的每一次嬉皮運動，喬布斯是個代表，蘋果公司的另一位創始人“大胡子”沃茲(SteveWozniak)也是。在接受電視訪問時沃茲曾說：“反文化運動對我影響深刻，我希望成為革命的一部分。” 硅谷精英們的夢想能否讓世界變得更好？ 硅谷意識形態的最終確定是嬉皮的自由精神和雅皮的企業熱情的結合，硅谷也因此成為人類進化歷史上的象征性角色。 蒂爾認為技術的壟斷是必要的，因為競爭會導致所有公司都沒有利潤，因此他鼓勵新型科技企業盡可能壟斷一個領域，而且維持壟斷時間越長越好。喬·蓋比亞卻不贊成壟斷，他成立的Airbnb面對世界范圍內眾多資金強大、管理完善的競爭者（大型連鎖酒店集團）。 Airbnb通過應用程序讓旅行者找到合適的家庭旅館，目標是給旅游行業帶來革命，挑戰傳統酒店業。盡管面臨激烈競爭，Airbnb卻成為數字時代最新的征服者，伴隨著所有副作用：傳統行業被震動，政治家們憤憤不平。當然面對全球數千萬消費者選擇自己想要的服務，這些已經不算什么。 Airbnb給旅行者提供舒適廉價的住宿選擇，卻不是在酒店而是在普通人家，有時候是一個小房間，有的時候是一棟樓，需求是如此強烈，旅游業已因此改寫。公司現在提供100萬個住宿選擇，從巴厘島的樹屋到薩爾布呂的高低床，在“世界杯”期間，巴西足球明星羅納爾多的家都能被出租，包括家庭影院和桑巴舞舞臺。 Airbnb和優步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分享經濟”的主要代表和支持者，分享經濟讓每一個利用自己的財產賺錢。跟優步一樣，在全球數不清的城市，Airbnb的進入遇到了阻力，因為其商業模式違反城市法規。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出租車司機，每個業主都能成為旅館經營者，這對城市管理自然造成壓力。優步總是直接沖撞這些法規，而Airbnb經常選擇妥協，至少現在是這樣。在波特蘭市，優步正與市政府打官司，Airbnb則進入聯合模式計劃。在舊金山市，公司也開始思考稅收問題，就像傳統的酒店需要交納營業稅收一樣，當然創新和規管還是有沖突，但是Airbnb總以冷靜、禮貌的方式處理。 跟優步一樣，Airbnb就是創始人的鏡子。但這并不代表Airbnb沒有全球野心。還在學生時代，蓋比亞就說他想創造某個“大東西”，某個能影響到數千萬、甚至更多人的“大東西”。他是個溫和的征服者，或許不會嘲笑競爭對手，但目標是一樣的：按自己的設想改變世界。 可是，硅谷精英們的夢想真能讓世界變得更好嗎？懷疑者德夫·艾格斯的小說《圈子》(The Circle) 成為去年爭議最大的作品。 艾格斯指出，雖然數字力量幫助很多人實現夢想、給予方便，但最終建造了一個大“監獄”，剝奪個人的自由，而個人自由正是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的基礎。他認為，在未來的數字化社會，個體會逐漸消失，甚至不再有政治和國家，所剩的只是數字化公司提供的快樂沖動。 可以預計，政治圈和硅谷之間的沖突會加劇，硅谷想的和做的都是全球性的，想要征服一個又一個市場，而政府要做的是保護人們陷入類似Google這樣的全能公司的控制，保護經濟活力，保護現有工作機會并制造新的工作機會。 未來社會的確會因為交通事故減少、癌癥病人的減少而變得更好，但有一個問題，這是硅谷的樂觀精英以及艾格斯這樣的悲觀懷疑論者都必須面對的政治問題，而且必須有政治回應。 所以人類跟未來的對話還是要由政治領導而不是被技術領導，只有那些有清晰政治理念的人，才能在來來回回的樂觀和悲觀情緒中堅持。推薦：www.shibuxiangche.com